释永信的私生子风波近期引起了广泛关注，传闻中还牵涉到了刑事调查。尽管我们都知道僧侣们有着诸多戒律，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难接受的还是和尚违背了色戒。毕竟，其他的戒律大多关乎僧侣的饮食和性情，大家或许会觉得，如果某个和尚真的破了戒，那也只是人之常情。然而，一旦和尚触犯了色戒，人们就会觉得他虚伪至极，罪大恶极。尤其是这种行为涉及到了历来被社会所鄙夷的私生子问题，因此说其罪孽深重，毫不夸张。
释永信担任少林寺主持，显然是一位有才干的人。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和尚能够在寺庙中历经多年，身居高位且财富丰厚，背后必然有某些军政要员作为其支持。尽管证据如何，作为成年人，我们都应明白社会的基本法则。回避这个问题，无疑是在误导公众。
实际上，关于“花和尚”的故事自古至今屡见不鲜，而寺庙的商业化现象亦非今日独有。在影视作品中，我们常看到那些被描绘成佛门净地的寺庙，那不过是传说中的景象。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梳理一番，佛与寺庙究竟是如何起源的。
谈及佛陀，或许会触及众多佛教信众的敏感之处。众所周知，佛陀曾是古代尼泊尔地区的一位王子。他通过三天只吃一顿饭的苦修，在大树下静心冥想，最终在某一天实现了顿悟，这相当于修仙得道，进而升入天界。若有人对“王子”这一身份感到难以理解，不妨将其类比为现今的某位富豪。这位富豪本可以享受优裕的生活，却选择过上了清苦的日子，那么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并非那么神秘莫测，这位王子很可能只是精神状态有些异常，亦或是遭受了诸如忧郁、孤僻等心理障碍的困扰。尽管那位佛陀悟道的传说听起来颇为动人，但问题显而易见：一个王子若想拯救世人，最有效的途径究竟是什么？自然是要承袭王位，并借助手中的权力实施变革，最终使得制度惠及所有民众，但他并未如此行事，这表明他或许缺乏那样的能力，亦或是他的思维并不敏捷，当然，我这样说是基于假设佛陀确实曾是尼泊尔的一位王子，而更为激进的推测则是，此人或许根本就不是什么王子，但到了后来，有人需要对他进行推崇时，便特意夸大了他的身世，若我向你描述一个一贫如洗、家中空无一物的修仙者日日以野菜为食，你或许会觉得这并无特别之处，然而，若我告诉你全球首富亦在日日吃野菜修仙，你便会立刻对他肃然起敬，因为野菜与首富的身份看似矛盾，但正是这种矛盾性，使得这个故事立刻变得引人入胜。
佛陀的故事中提到，佛陀接受他人布施的行为，实际上是为了给施舍者创造积累福分的良机。乍听起来，这似乎荒诞不经，甚至让人联想到那位河南的著名骗子，若他听闻此说，恐怕也会赞叹佛陀的高明。实际上，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日日以野菜果腹的流浪汉，终于感到难以维持生计，于是他向他人寻求帮助。然而，这位求助者平时总是夸耀自己不工作并非出于懒惰，而是因为有着更高尚的追求。当他寻求施舍时，自然遭到了他人的嘲笑。那么，如何才能既获得帮助，又避免被人嘲讽呢？这位失业者提出了一种说法，他声称，他知晓一个名为“西天极乐”的所在，那片土地无灾无病，无生无死，然而并非任何人都能踏入那片乐土，唉……坦白告诉你们，我实际上是从那个地方转世而来的引路人，若凡人欲往极乐世界，必须积累足够的功德，但你们目前并无足够的功德，那该如何是好呢？简单得很，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你们提供食物，那么你们便已经行善了……
这并非无的放矢，若真有此人，若他确为王子，那么他或许患有轻微的精神疾病，亦或是被迫离开家园；若他并非王子，那么他极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流浪汉，既爱吹嘘，又十分懒惰。
说完了佛陀，接下来就要谈一谈宗教。
宗教在起初阶段确实相对简单，面对自然灾害、疾病和饥饿等难题，原始人束手无策，于是便采取了精神上的自我安慰。他们选取一块巨石，将其视为虚构的外星生物，进行崇拜。这种信仰观念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在未进行崇拜时，他们或许并未留意到周六日天气的实际情况。然而，一旦开始崇拜这位神祇，他们发现周六日天气晴朗，得以享受愉快的周末时光。因此，他们心理上便将周末的好天气归因于对神的崇拜，进而更加狂热地膜拜。实际上，许多事情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信仰神的人可能并未察觉到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但信仰者却会自发地将有利于自己的现象归功于神。简而言之，神的产生源于人类的无助和愚昧。当人们有能力解释一些看似无法解释的现象时，便难以再相信神的存在。尽管我们在网络上常看到“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这类言论，但请注意，这里的神与我们所指的神并不相同。那个神虽然同样具备超越我们维度的能力，比如可能是高级外星人，但他们未必是创造我们世界的人，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世界的存在，或者永远都不会与我们的世界有任何交集。
原始的宗教过后，社会就进入了人性的宗教。
毫不夸大地说，所有的“创教者”堪称十足的大骗子。在历史长河中，部分所谓的精英人士发现，与凡人讲道理实属不易，因为人性本就自私自利。然而，若以神的名义向他们宣讲，他们却往往容易接受。因此，宗教成为操控人心的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手段。于是，有人便选取现实中可能存在的人物，对他进行美化与夸大，编造出许多奇异的故事，将他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在流传下来的宗教中，普遍存在一个特点，即劝人行善。你看，这不又回到了人性的自私自利上。人性的自私确实难以通过讲道理来改变，但若告知他们，若继续自私，死后可能面临地狱之苦，遭受油炸、水烫之痛，那么出于恐惧，自私之人只得暂时克制自己的私欲。这种设计堪称高明，因为死后世界是否真实存在，无人能证。按照现代社会的基本逻辑，若你说死后有地狱与天堂，理应由你来证明其确实存在。然而，在宗教领域，情况却恰好相反，信徒需证明其不存在，否则只能接受。既然宗教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恐惧来抑制人性的自私，那么时至今日，人们已探寻出更有效的手段来遏制这种自私，即法律。尽管古时候也存在法律，但其执行效率远不及现今，因此有人冒险违法。加之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为了生计，往往只考虑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这使得法律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完全对人们产生心理上的威慑。
宗教不仅能够驾驭人的本性，对高层人士而言，其更深层次的功能在于团结众志，使他们能够将自身力量为己所用。因此，在宗教体系内普遍存在等级划分，要求低层信徒服从高层。若缺乏这一规定，底层信徒的力量便难以被高层精英所驾驭。例如，我们熟知的汉末张角发动的起义，以及清末太平天国运动，都是精英阶层借助宗教进行活动的典型例子。那些日复一日宣扬某种信仰的社会上层人士，他们果真是出于对那位神的坚信才如此狂热吗？非也，他们之所以不惜大声疾呼，实则是因为某种需求，是因为现实生活的驱使。
以我国历史上最为盛行的佛教为例，那些剃度为僧的人整日无所事事，仅凭诵经念佛便能够丰衣足食，无论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难道还有比这更为轻松惬意的生活方式吗？南北朝时期，正是由于众多这类执着于细节的人涌入寺庙，紧靠佛像吸取民众的辛勤汗水，才引发了那场著名的灭佛事件。自古以来，那些所谓的僧侣，本质上是一群利用社会漏洞的人。尽管其中确实有少数虔诚的信徒，但这些人，可以说大多数都存在精神上的问题。或许是因为遭受了某次沉重的打击而意志消沉，或许是因为犯下了令其终身懊悔的罪行，企图通过修行来赎罪。这部分人一旦踏入寺庙，通常难以成为寺庙中的关键领导者，原因在于他们自身并不与寺庙的利益相契合。以行善为例，普通民众需要行善，那么寺庙的僧侣又何必不需要呢？修行追求清净，为何寺庙不选择建在偏僻无人之处，反而建在热闹非凡之地呢？这些道理显而易见，普通人都能察觉其问题所在，然而一些自诩为得道的高僧却故意装聋作哑，更有甚者，他们甚至可能编造出“你施舍我即是你的福报”这类荒谬的谎言。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维持生计，为了坐享其成，为了不劳而获？
寺庙在古代的繁荣，一方面源于民众认知的局限，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社会渣滓的蓄意操纵，同时，这也是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所导致的现象。以朱元璋为例，他之所以被送入寺庙，是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抚养，对穷人而言，剃度出家能带来基本的生活保障。
古时，佛教之所以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朝廷的默许。道教虽为我华夏本土宗教，却为何未能兴盛？原因在于道教过于注重科学和务实。然而，这种过分务实的宗教观念实则极不合理。宗教存在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教化民众，使之心怀善念，当人们面临那些无法用道理阐明、法律无法解决、科学无法拯救的困境时，仍能寻求一个“去处”。即便这个去处无法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我仍会感到“我努力了”，并认定自己已妥善处理了问题。宗教的力量能够感化人心，因此社会得以更加稳定和谐。朝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默许了寺庙的设立。那著名的西天取经的故事，难道仅仅是唐太宗为了找个佛祖来祈求平安？以唐太宗的聪明才智，难道他不知道在古代，即便不拜佛，许多人也能活到古稀之年，安度晚年吗？因此，这背后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不得不提及的是，我国古代的政治家们颇具智慧。在现存的三大宗教中，伊斯兰教的表现最为不佳，信徒们往往走向极端；基督教则常被指责为虚伪；而佛教则教导人们与人为善。可以说，佛教的教义可以看作是儒家思想的修仙版本。归根结底，它们的核心理念都是以人为本，倡导众生平等，认为得道者会得到众人的帮助，而邪恶终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今日禅学虽源于佛教，却与“佛的教义”有所区别。它并非探讨佛的存在与否，亦非研究极乐世界的积分兑换机制。禅学的核心实为心理学，是融合现代科学，对大众进行心理教育的创新途径。因此，禅学并非以确认佛教或寺庙的合理性为宗旨。尽管表面上看似披着宗教的外衣，实则已踏入科学的领域。这是任何学问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适应社会现实的必然趋势。
五台山僧侣公然丢弃米粒，少林寺主持私藏私生子，此类事件无疑对佛教在我国的发展构成了挑战。究竟寺庙该如何运作，国家或许需要制定更为详尽的规章制度。然而，总体而言，商业化趋势不可避免。自古以来，寺庙并非单纯的宗教场所，而是融合了政治利益和社会需求的“特殊领域”。一个地方仅凭虚构的故事就能大量敛财，这种诱惑，精英们难以抗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