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打脸总是来得那么快。
昨日，我撰写的《释永信风波背后袈裟与西装的撕裂》一文在发布后仅两小时，少林寺官方网站便发布了官方声明，指出该寺近三十年来的住持涉嫌多项刑事犯罪，如挪用项目资金、严重违背佛教戒律、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目前，该方丈正受到多个部门的联合调查。
我撰写上文的原因，以及我在文中对于释永信个人事迹的提及相当谨慎，主要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先前媒体对少林寺的询问中，我们收到的答复总是“请等待官方消息”或“情况不明”。
撰写这篇文章之际，我心中仍在深思，必须深刻吸取过往的经验教训。在官方尚未给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释永信依旧稳坐天下第一寺的宝座，他是位名人，曾经担任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并且至今仍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若文章中稍有不当之处，就有可能被那些受人尊敬的微信公号审核团队的成员迅速出手，删除文章，甚至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
真没想到，竟然在短短两小时之后，那位昔日的“少林掌门”竟然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转变成了备受怀疑的“嫌疑人”。
这位僧侣居住于我国最负盛名的寺庙，掌握着丰富的资源，却在世俗纷扰中遭遇了挫折。有人指责他道德沦丧，甚至有知名人士斥责他为“千年淫僧”。然而，与其将释永信视为恶人，不如认为他成为了权力体系的牺牲者。权力缺乏约束，即便是位居天下第一的主持，也可能从神坛上跌落。
释永信的成长历程，若用“少年有成、中年辉煌”来形容，恰如其分。他十六岁便剃度为僧，师从行正方丈，之后又赴江西云居山、安徽九华山、北京广济寺等地深造，这样的经历在当时，无异于留学归国。
1984年，他学业有成，载誉而归，年纪轻轻的十九岁，便被选入少林寺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协助住持管理寺院的日常事务。
1987年，行正方丈圆寂，年仅22岁的释永信随即接任了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从此全面负责寺院的各项事务。
昔日，他仅仅是一名初涉世事的少年，却已肩负起一座寺庙的重任。他属于年轻一代，是当时被重点培养，有望接任领导职务的接班人。
公正地评价，释永信之所以能够达到现在的地位，并非仅仅是得益于上届主持的扶持，更主要的是他在担任少林寺主持之后，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实际行动取得的成果。
在1986年，他动员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致力于少林武术典籍的挖掘、整理与出版工作，同时创立了拳法研究会，从而为少林武术的系统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1987年，他着手创立了少林寺武术队，该队伍随后演变为武僧团，进而成为了少林寺对外展示的重要平台。
自那时起，他接连创立了红十字会、书画研究院、中华禅诗研究会、《禅露》杂志、少林书局、网站以及海外文化中心等机构，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将一座传统寺庙转变成为一个融合文化、宗教与商业的庞大综合体。
释永信并非那种只知闭关修炼的僧侣，他更像是一位能担当、能成就的“少林掌门人”。他提出了“少林学说”这一理念，旨在将少林文化系统化，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可供研究和传承的思想财富。他所创办的网站以及海外文化中心，更是将佛教文化推广到了世界各地，打破了传统宗教传播的地理界限。
释永信的所作所为，使得少林寺不仅成为了一处宗教圣地，更蜕变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标志，以及全球公认的文化象征。
可问题是，权力这东西，是吗啡，打多了就成了瘾君子。
释永信不是坏人，但他是一个被权力惯坏的人。
少林寺的住持、河南省佛教协会的会长、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等多重职务集于一身，构筑起一个几乎无人能够约束的权力体系。在传统的宗教架构中，方丈被视为精神上的领袖，寺内众人对之无不敬畏，无人敢于提出质疑。
在寺墙之外，释永信的形象宛如一位企业的高级管理者。然而，在一家现代公司中，CEO的职权会受到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等多方面的监管。然而，在少林寺的架构中，这种监管体系却鲜有踪影。
释永信掌握的资产，其覆盖面远非一般宗教界人士所能及。少林寺早已不再只是修行的场所，它已演变为一个涵盖文化与商业的巨型复合体。无论是旅游收益、武术教学、品牌授权还是海外业务，少林寺的经济规模之大，实难精确估算。
释永信身为唯一的决策者，对相关资源掌握着无上的控制权。缺乏制约与监管，权力如同脱缰的野马，终将导致失控。
释永信并非宗教界涉事人士中的首位，亦不会是末位。他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个人修行上的失误，而是制度构建上的缺陷。
所谓高层人士常犯的失误，并非指的是贪念本身，而是强调在缺乏监督和责任追究的环境中，一个人往往难以维持清醒的头脑和自律的能力。
释永信早年锐意革新，现今却遭遇落马被查，看似存在冲突，实则相辅相成。昔日，他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运用现代方法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宗教象征。然而，当他自身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成为无人能挑战的“权威”时，他也成为了制度缺陷的牺牲品。
在此地，我们不得不面对少林寺既有的格局与构造。实际上，少林寺堪称是一个“多面手”。
少林寺在法律层面被认定为宗教活动场所，其性质非国有，受宗教事务部门的登记与管理。该寺并非国家机关，亦非私人企业。它拥有独立的财产管理机构，然而，关于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和监督机制，法律并未提供具体的明确指引。
少林寺的产权归属为集体，仅享有土地使用权，不具备所有权。该寺坐落于嵩山之巅，但其脚下的一寸土地亦非其所有。
审视商业运营层面，少林寺的主要运营实体为“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系释永信持有80%股份的私人公司。
也就是说，宗教场所的商业运营实际上是由一家私人控股企业负责。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恰当，实则暗藏风险。它不仅避开了国有资产管理的监管，还绕过了宗教活动场所非营利性的规定。少林寺的商业所得并未纳入财政体系，亦未接受公众的监督，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模糊的“灰色地带”。
从治理层面观察，少林寺本身注册为非营利性质的宗教法人，然而其商业运作却由市场化的实体负责执行。这种“政企界限模糊、宗教与商业界限混淆”的模式，引发了一种奇特的现象：释永信不仅担任宗教场所的领导职务，同时亦掌控着一个商业帝国的航向。
少林寺方丈、公司法人、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等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他几乎掌握了所有权力。这样的多重职位，使得监督机制几乎名存实亡。
究竟由谁负责监管他？是宗教事务部门吗？然而，他们主要负责的是登记和备案工作，日常的经营事务并不在他们职责范围内。
佛教协会？那是他自己的上级单位，也是他本人担任要职的地方。
公司董事会？那不过是他自己和几个亲信。
公众群体？少林寺的财务状况并未对外透明公开，因此外界人士无法获知其确切的收入与支出情况。
媒体？少林寺不是上市公司，没有信息披露义务。
在真空区域，权力腐败现象尤为盛行。由于无人知晓其究竟归属何体系，应受何种监管。“超脱于三界之外，不居于五行之中”。释永信宛如一位“隐形的君主”，权力无边，问责无路。
年轻时投身改革，继而转变为维护现状，最终沦为权力的奴隶，这样的经历屡见不鲜。释永信的经历警示我们，若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即便其外衣再怎么神圣，终将陷入失控的境地。
佛之所以被尊称为佛，乃是因为其超脱了尘世的纷扰；然而，当佛开始步入凡尘，他亦随之拥有了七情六欲，诸如贪念、嗔怒、愚痴、傲慢、怀疑等。
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即便它由少林寺的方丈所执掌。我们不能仅凭某人过往的善行，就对其后犯下的恶行予以宽恕。
同样，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犯有过失，便彻底否定他过往的一切成就。释永信对少林寺的贡献不容忽视，他在佛教文化传播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理应得到认可。
但他对戒律的违反、贪腐等行为，也必须接受法律与道德的审判。
释永信的故事，是一堂关于权力、制度与人性的公开课。
常言道，人应知足，然而制度亦不可过于宽松。若寺庙的住持能够独断专行，那么整个体系便已显现出缺陷。
如今，囚车穿梭于山门之间，香客们依旧争相抢购“永信开光”的手串。信徒们心中怀着虔诚与敬畏，将“佛的化身”尊崇为至高无上的信仰，而那些质疑与监督的念头，似乎成了对神圣的亵渎，被深深地埋藏在信仰的土壤之中。
然而，面对这看似坚不可摧的信仰堡垒，究竟是谁将肩负起这份几乎难以完成的监督使命，来捍卫宗教那纯洁无瑕的精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