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的中国，我们或许会疑问，应当采用何种评价标准来衡量释永信和少林寺的价值，如何审视传统宗教的存在，乃至如何面对宗教复兴的现象，这些问题恐怕在全社会范围内尚未形成普遍的共识。释永信面临诸多挑战，内部需妥善处理僧侣、沙弥及其他各类人员的组织管理，同时要有效监管寺内庞大的财务状况以及商业机构的运营；外部则需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互动，与上级管理机构保持顺畅沟通，与周边居民和谐共处，以及与各种合作模式各异的机构展开交流。这些难题，无论是前人还是社会，均未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
释永信注定是中国最受非议的宗教人士。
从外貌来看，这位人物与国人心中那位慈眉善目、睿智深沉的高僧形象大相径庭，反而透露出几分精明与锐利的农民企业家气质；再看他的背景和经历，与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少林方丈形象相去甚远；而他成为方丈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动，更是与传统宗教形象格格不入。
中国难以寻觅第二位宗教领袖，其如同释永信者，自踏入公众视线以来，便始终深陷形象危机之中。实际上，在公众的质疑面前，释永信始终在持续地进行自我调整与学习。不过，针对他的争议和疑问却持续加剧，从其究竟是一位宗教领袖抑或商人，逐步演变为关于他是否侵占公款的讨论，最终演变成关于他涉嫌包养女大学生、涉嫌嫖娼以及与女明星有染的传闻。
少林寺乃一特殊寺庙。释永信，作为享誉国际、收入丰厚的寺庙方丈，不可避免地置身于纷繁复杂的利益纠葛之中。他所需应对的难题，远非常人所能比拟。在如此位置上，非议与传闻在所难免。若换他人，未必能比释永信做得更出色。
没有答案，只有非议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环境中，少林寺的住持究竟该如何行事？这一问题无人能够向释永信给出明确的指导。
少林寺自清康熙五年起，历经320余载未设方丈，历经战乱，寺庙屡遭焚毁，僧侣们纷纷离寺逃难。至1949年，寺中仅剩几位行动不便的老僧。而当释永信22岁接任住持之位时，他在佛门青灯下的修行生涯才不过短短六年。
少林寺历经千年而香火不断，释永信曾在大德高僧的悉心教诲下成长，然而，前辈们的智慧在当今世界已不再适用。往昔的寺院，依赖自家的土地山林与信徒的香火得以维持，而如今的寺院，土地与房产并不属于宗教社团，难以再依靠田产、地租与香火来维持生计。与此同时，每日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和热衷习武的人前来，这一景象在昔日是想象不到的。
甚至，关于释永信是否应当将少林寺的经营模式借鉴企业运作，公众意见分歧严重。支持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少林寺应当充分利用其品牌价值，释永信所采取的措施与传播少林精神的初衷相吻合。然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士则指出，少林寺实际上已演变为一个企业集团，而非单纯的宗教圣地，但他们又未能明确界定少林寺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的界限。
佛教传统常被描绘为清苦贫寒，然而现在的少林寺却显得富足而豪爽，与过去的苦修生活相去甚远。尽管如此，与那些被少林寺屏蔽了舆论关注的众多寺庙相比，少林寺僧侣的物质待遇实际上并不丰厚。许多香火较旺的寺庙中，年轻僧侣的月薪甚至超过了都市里的白领阶层。在当代社会，僧侣的固有形象不可避免地会被打破，例如日本的僧侣们不仅能够结婚生子，他们还会在寺庙附近安家落户，日常生活几乎与上班族无异。
少林寺，作为武侠文化中最为关键的象征，只要“武侠热”持续，便是一个极具市场潜力的商业标识。即便释永信不利用，任何与少林寺有所关联的人士，亦会利用其名号。而少林寺品牌在国外被广泛抢注的事实，正是这一点的有力证明。这种独特的“荣耀”，是其他宗教团体所无法比拟的。
实际上，在当今的中国，究竟应该采用何种标准来衡量释永信，如何评估少林寺，如何看待传统宗教，以及如何审视宗教复兴的现象，除了普遍认为释永信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恐怕整个社会并无统一的看法。
人们在对释永信进行评价时，往往参照的是传统观念中，甚至影视作品里少林方丈的形象，此时少林寺亦被视为一处旅游胜地与武术圣地。宗教场所演变为旅游景点，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其异化程度，恐怕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难以与中国相提并论，少林寺更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
每年涌入的游客数量高达150万，这已让少林寺难以保持其宁静。对于释永信而言，内部管理上，他需要妥善处理僧侣、沙弥及其他身份人士的管理，同时还要应对庞大的财务运作和旗下商业机构的监管；外部交往方面，他需与地方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协调上级管理部门，与周边居民和睦相处，以及与各种合作模式迥异的机构进行有效沟通。凡此种种，都是前人无法给出答案，社会也无法给出答案的难题。
有生财之门，无散财之道
少林寺虽已深入商业化进程，然而客观而言，它至少坚守了基本的道德原则。需知，当前投身于宗教资源商业开发的投资者种类繁多，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宗教界人士、信众，以及企业、商家、各类社团，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少林寺更是成为了市场准入条件最为宽松的领域之一。
当前宗教政策以及包括土地无偿分配、建设费用减免、经营税免除在内的多项优惠措施，使得投资建设寺庙成为了一项极具经济收益的经营活动。
若非释永信的坚定领导，又有谁能知晓少林寺是否将遭遇寺庙常有的结局：寺庙的管理不再由僧侣掌控，或许会被承包，或许会被分割，一切都取决于投资者的抉择。甚至，那些专门扮演门面角色的职业假和尚也应运而生——这一在中国大陆广泛存在的奇特现象，被隔绝在少林寺院的围墙之外，这无疑是释永信的一项重要成就。
释永信这样的强势人物，也曾不止一次地向媒体表达了对不公的抱怨：少林寺被纳入了当地规划的少林大景区范围之内，整个景区的门票与少林寺的门票是捆绑销售的，门票的收益，少林寺与当地政府按照三七的比例进行分成。然而，当少林寺拿着官方公布的游客数量去结算时，却常常被告知“那只是对外宣传”的数字。实际上，在结算时往往需要打不少折扣。少林寺于庙门前自行增设了验票设备，并派遣专人负责二次核查门票。甚至，僧侣们返回寺院时，也常被景区大门的安保人员拦截并询问。这两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其根本在于“少林寺”这一品牌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在登封市政府看来，“少林寺”这一品牌即便不是明确的国有财产，也绝非释永信个人或少林寺集体所独有。所以，出现了地方和少林寺共同使用“少林寺”品牌的格局。
然而，尽管双方都利用“少林寺”品牌开设公司并未引发冲突，然而在2009年12月，释永信通过媒体了解到当地与港资合资成立了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且该公司计划在2011年上市，这最终导致了双方对簿公堂。尽管这场“上市风波”最终得以平息，但双方的根本利益纠葛却并未得到解决。
依照部分法学家的观点，鉴于少林寺历经多次修缮，资金多由官方承担，文革结束后寺院的修复重建亦由国家文物局和旅游局提供资金支持，因此少林寺无疑应被视为国有资产。至于我国大陆的土地制度，也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在城市中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对于土地及房屋，宗教团体仅享有使用权，并不具备所有权。释永信及少林寺所拥有的，仅仅是依托“少林寺”这一品牌所积累的财富。
少林寺究竟积累了多少财富，无人能够确切知晓，至于这笔财富的管理手段，同样鲜有人了解。少林寺的方方面面均由释永信个人一手掌握。如此庞大的财富以及极其隐蔽的管理方式，自然使得释永信时常面临各种质疑和指责。
佛教界在盈利方面有独到之处，但很少见到捐助贫困的行为，因此释永信立志改善佛教在公众中的不良形象。2005年，少林寺相继成立了收养孤儿的少林慈幼院、药局以及书局，释永信期望能够开展更多慈善和公益的活动。
这些慈善事业在媒体上鲜有报道，其成效也并不十分理想。以少林药局为例，除了部分成本较高的中成药外，其他药品均免费提供，医疗服务也完全免费。尽管少林药局已经运营了五年多，但周边的村民很少有人前来就诊。有一位老妇人回忆起自己曾在患有关节炎时尝试过针灸治疗，她表示：“针灸治疗是不收费的，但那一小瓶药却要一百多元，实在太过昂贵，所以我没有购买。”
若做横向比较，或许不难理解为何少林寺始终遭舆论非难。
在当代欧洲，宗教机构始终扮演着慈善事业的核心角色。它们既是接受捐赠的一方，又是慷慨捐赠的主体。这些善款主要流向了医院、学校、孤儿院、养老院等福利机构。在现代社会服务功能尚未形成之前，教会几乎是其唯一的提供者。西方教会的善款不仅服务于本土，还惠及第三世界贫困地区。
西方宗教强大的社会回馈作用激发了台岛证严法师的灵感，她凭借个人努力，成功创立了规模宏大的慈济基金会。自成立以来，该基金会已累计筹集超过百亿台币的善款，并将这些资金全部回馈于社会，这标志着传统宗教积极回馈社会的崭新起点。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证严法师以宗教崇高的信誉作为担保，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台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还使更多的人对神圣宗教产生了敬畏之心，并纷纷追随。
与台湾的证严法师交流，抑或是与西方基督教进行对比，释永信在生财之道上显得尤为精通，但在散财之路上却显得有些欠缺。这或许正是大陆传统宗教在适应现代社会过程中需要学习的最为关键的一课。
释永信的能与不能
相较于我国传统宗教，基督教在财务获取方面曾享有显著的特权，诸如教廷所征的十分之一税；在敛财方面，教会也曾无所不用其极，其历史上的种种恶行恶状，远远超出了我国传统宗教的范畴。然而，时至今日，这些特权已被彻底剥夺，其他收入渠道也几乎断绝，教会如今主要依赖慈善机构的捐助以及信徒的筹集。成功化解了信仰理念上的“纯洁”与教会对物质财产管理上的“世俗”之间的冲突。
在财产管理方面，西方教会早已构建了一套极其周详的财产管理体系；随着其特权的丧失，他们更发展出了一套成熟且值得信赖的代理管理模式。现代信托业的兴起，其根源可追溯至对教会财产的捐献。按照理论，教会的财产应归属于所有信徒，其账目往来均高度公开透明，便于社会对其进行监督，确保善款的合理流向。神职人员仅负责筹集资金和决定善款的用途，绝不涉及商业领域。
与其它地区相较，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尽管本土宗教如佛教在持续吸收西方的智慧，但在对所谓的“神圣资产”进行管理方面，仍处于探索和尚未完善的阶段。特别是以少林寺等寺庙为例，其与企业之间的界限模糊，这种现象在大陆尤为突出，与世界主流趋势相去甚远。这也难怪，释永信首先被外国媒体赋予CEO的头衔。
不得不提，尽管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面临诸多先天的困难，但近年来其传播速度之快令人瞩目，这与其一套成熟且完善的自我管理体系密不可分。相较那些热衷于追求经济利益和GDP增长的寺庙式传统宗教，基督教在公共形象上显然具有显著的天生优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传统宗教越来越显现出以官为本的倾向、对香火收入的追逐，这导致它往往不自觉地倾向于亲近权贵——它不仅不能起到弥合社会阶层的作用，反而对宣扬众生平等这一教义构成了直接的讽刺和破坏。
释永信在聚财方面所能采取的措施，可能只是逐步减少参与那些战线宽广的商业和投资活动，直至完全退出商业领域，转而仅依赖过往的资产收益，将关注点从商业推广转移到弘扬佛法等宗教事务上。至于财产管理事宜，则全部交由信托机构负责。如此一来，他便能实现佛祖在心中的位置，而双手不沾染世俗之财。
释永信若要彻底转变方向，将少林寺转变为一个对公众全面免费开放的宗教圣地，即便他抱有此意向，地方政府恐怕也无法认同。因为这将导致一笔庞大的财政收入流失。同理，遍布我国名山大川的寺庙，也不可能像台湾地区那样，所有寺庙都不收取门票。即便不考虑地方政府的立场，单是众多投资者的权益问题，也将变成一个难以理清的复杂局面。
当地政府力图将少林寺推向股市的举措，同样反映出，佛家圣地涉足商业海洋和资本市场，并非释永信一人之力所能左右。对于少林寺上市的争议，众多专家学者多聚焦于少林寺所拥有的巨额国有资产，质疑登封当地是否具备将其低价出售的资格。这一质疑无疑是在指出，宗教资源的公益属性已遭扭曲，且这种现象已得到主流社会的普遍认同。
显然，不论释永信是否在位，少林寺的商业化与企业化进程都是无法阻挡的趋势，唯一的差异仅在于这一进程是由释永信引领还是由他人领导。
释永信能否在社会上有效地进行财富分配？答案是肯定的，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若仅是将少林寺的庞大财富捐献出去，则不存在任何问题或障碍。然而，若他意图效仿国外模式，通过设立公益基金会来自主决定资金使用，那么他将会遇到难以逾越的合法身份和资质难题。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下，少林寺的财富分配远比积累财富要困难得多。
不在考虑之列的困扰
释永信面临的挑战更大，他需要使少林寺实现向现代的过渡，以便满足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宗教信仰的新需求。
近30年间，我国大陆宗教领域呈现出日益旺盛的复兴态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0年发布的数据，佛教信仰者的人数已攀升至1.8亿。尽管传统宗教信仰正在复兴，然而那些历史悠久的寺庙和古刹在宗教体系中的位置，却逐渐变得较为边缘。
除了这些古寺自身过度商业化，使得信众望而却步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那就是它们在试图满足现代社会的信仰需求时，遭遇了由于自身先天不足而导致的适应性困境。
在传统中国社会，由同宗族、同乡里、同职业关系紧密相连的熟人网络，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这种社会结构不仅强化了精神与情感的纽带，增强了群体的归属感，还抚慰了人们的心灵。因此，尽管佛教寺庙多选址于幽静偏僻之处，但它们依然能满足信众偶尔前来烧香祈福的需求。
如今，我国正从封闭走向开放，原有的熟人社会逐渐瓦解，脱离出来的个人不仅失去了熟人社会所提供的精神支持，还必须面对转型期特有的焦虑、孤独以及归属感缺失的困境。他们对于归属感、心灵的慰藉，以及稳固的道德和伦理支撑，有着迫切的需求。宗教信仰，正是满足这种需求的一个关键途径。
当前社会的宗教信仰需求促使宗教团体需深入城市，贴近民众生活，而非仍旧隐居在名山之中。面对现实中的供需巨大差距，台湾的佛教界提出了“人间宗教”的理念，寺庙纷纷迁至城镇居民区，僧侣们也踊跃走出寺庙，投身社会。而在日本，社区化的布局早已在早年便基本完成。
少林寺的门票价格竟高达一百元，让人难以置信它能够满足新时代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热切需求，更不用说寺庙与信众之间的传统联系早已中断。在大陆的许多城镇，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由信众自发在社区内筹集资金建造的小型寺庙，尽管这些寺庙简陋得几乎不能称作寺庙，甚至没有真正的和尚，但它们多少能填补一些空白，同时也显现出人们对信仰的真挚渴望。
西方社会历经数百年的社会变革，促使基督教得到充分的发展，具备了应对现代社会的强大适应力和灵活性。在社会层面，基督教在抚慰人心、慈善回馈、阶层融合以及提供道德指引等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现实影响力。在技术层面，无论是组织架构、宣传手段，还是宗教活动的具体形式，乃至理论建设，都积累了成熟且丰富的经验。
在中国，尽管基督教的社会作用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尚未得到充分展现，然而，与传统宗教相比，它已经显现出显著的竞争优势。以集体宗教生活中的精心设计为例，其在缓解现代社会特有的焦虑和孤独感方面，远超中国传统宗教。
现代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持续消除神圣光环的过程。在西欧的一些国家，宗教的影响正逐渐减弱，而那些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宗教意识的淡薄现象尤为明显。然而，在短期内，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不可能完全消失，变得微不足道。
其至关重要的社会功能，在于宗教在特定社会、特定文明中，向其输送稳定的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念的伦理支持。宗教团体在接收捐赠、进行布施，回馈社会、救济贫困群体之际，始终伴随着对公众行善的伦理劝诫与引导。
今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并非源自人们本性的堕落，而是由于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正在瓦解，这导致了与之相匹配的道德规范体系丧失了其神圣性与约束力。同时，随着政府逐渐削弱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其道德教化的职能也在逐渐消退。在这个正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恰恰特别需要一位道德教化者的关键作用。
少林寺作为传统宗教的典范，在当今社会中，能否继续承担起如此关键的职责呢？
这并非一个恰当的问题，因为当前释永信所面临的困扰，实质上是中国特定环境下，企业家们普遍面临并持续发展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