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今年轻人最常提及的词有“躺平”和“摆烂”。这些词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
依照常理，年轻人本该精神焕发，对未来抱有憧憬，可现今却被“佛系”、“颓废”所左右。
如今，许多年轻群体选择宣扬无所作为的生活态度，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针对此问题，北京高校社会学专家温铁军做出了精准的回应。
当机器的节奏盖过心跳
当代社会在科技和经济方面实现了显著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居家购物、网络教育和在线娱乐成为常态，极大地增强了日常生活的便捷程度。
不过，这种方便也无声无息地引发了日常的规格化，也就是生活方式的极度趋同和统一，好像所有人都被安排在一条既定的路线上。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经指出，现代社会存在一个显著现象，那就是时空的分离。在以往的社会形态中，个人与其从事的工作、掌握的技能以及所属的团体，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
现在，这种紧密的关联已显著减弱，很多专门用途的工作被自动操作或整体性方案所替代，由此无形中缩小了个人之间的不同之处。
温铁军，这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曾经明确表示过，假如他处在如今年轻一代的处境，他能够体会，或许还会做出不作为的决定。
他感觉，当代社会在给予丰富物资支持的同时，也约束了人的个性与多样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让民众不停去配合机器的步调、制度的约束和统一化的生存模式，这种配合常常需要付出牺牲个人多样性的代价。
当个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活动时，其职业活动与个人日常被具体数据衡量，同时还得应对连绵不断的组织内部较量，这种情况与科技思想家西蒙栋阐述的“领域限制”学说产生了显著出入。
人类天生借助整理和归纳日常的规律来构建个人的“安全地带”，然而当前的职业活动却常使人陷入身心俱疲和紧张不安的境地。
劳动不再只是机械的循环往复，而是不断寻求突破、提升效能和保证水准，时间久了，非常容易产生“思路堵塞式的工作疲惫感”，让人对事业和日常都提不起兴致，变得脾气暴躁而且缺乏耐性。
德国社会学家鲍曼以“流动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来概括此种情形，资本流转迅猛，劳动者地位逐渐固定，人际关系趋于松散且动荡不安。
为了避免可能的风险，人们更愿意形成不固定、短期的关联，这既是自我防卫，也是对强烈疏离感的消极适应。
学历内卷与悬空的未来
现行教育体制和就业领域里的结构性难题，是让年轻一代对旧式成功模式失去信心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之下，“躺平”就变成了某种消极或者经过思考的决定。
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变得更为普遍，然而其带来的价值却逐渐降低。
以中国来说，2022年大学毕业生数量突破了1076万，达到了历史峰值，不过就业市场上需要高技术能力的工作岗位，其增加的幅度却跟不上学生人数的增长。
根据教育部统计，2023年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比例大约在八成五左右，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学生从事的职业，并非他们就读期间所钻研的学科领域。这种学习成果与工作内容的不匹配状况，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在海外其他国家也能看到类似情况。
2022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大约有41%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其实并不需要具备大学学历。
教学内容过于注重理论层面，与用人单位所强调的实际操作能力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使得相当一部分学生在进入职场时面临适应难题，他们因此可能会调低个人的职业期望，甚至退出竞争异常激烈的就业市场。
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这些地方升学竞争非常激烈。孩子们很小就要承受考试和名次带来的沉重负担，中国特有的“高考”更是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准备。
经合组织于2022年发布的一份调研表明，韩国高中学生每星期的用功时长达到五十个小时以上，这个时长明显超过了成员国中间的水平。
这种高额的学习付出，和未来工作机会的不确定性产生了强烈反差，导致一些年轻人开始反思常规教育方式的实际意义。
当前，科技发展正从根本上改变就业领域，其中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影响尤为显著。部分传统岗位，包括装配线作业人员以及初级信息处理人员，正遭遇淘汰的困境。与此同时，新出现的行业领域对人才的专业能力提出了远超以往的高标准。
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同样揭示，全球范围内科技的发展正在使工作变得不再稳定，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更加削弱了年轻人对未来职业进行长远设计的决心。
山田昌弘这位日本社会学者的“希望格差社会”理论，非常贴切地描绘了当前的一种状况，教育方面竞争异常白热化，但是与社会的回报并不相称，这种情况是促使年轻一代变得缺乏欲望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种现象与中国当前某些年轻人采取消极应对的社会状况，颇为吻合。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显著的代际差异，一起形成了当前青年群体所承受的特殊困境。
世界一体化使青年人的生存环境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跨国企业的到来不仅提升了职业层面的要求，加剧了行业内的角逐，还推广了源自西方的“职业与个人时间兼顾”等观念。
这些新思想引导中国年轻人开始审视“996”工作模式是否恰当，他们借助“躺平”等行为，寻求更契合个人期望的生活步调。
网络信息激增，年轻人得以便捷了解世界性生活模式及多样思想观念。相较之下，他们或许会对国内激烈竞争的处境抱有更强烈的不适感，把“躺平”当作一种隐晦的反抗表达。
此外，世界一体化也促进了消费风潮的扩散，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交网络持续营造着追求奢侈品的氛围，这种氛围同年轻人群体的经济能力形成了明显反差。
面对这种消费带来的负担，有些人决定不再执着于物质层面的成功，而是选择一种开销更少、精神压力更轻的生活模式。
另有一面，年龄层次的不同常引发思想上的分歧。前辈们常以自己的过往岁月来衡量后生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经历的社会进步迅猛，生活步调却较为平缓，因此追求的目标多为一份安稳的职位和基础的物质需求。
他们或许曾是制造单位里的先进工作者，具备多项制造本领，不过现在面对各类手机软件和云端使用，或许会显得茫然无措。这种差别根本来自社会进步造成的认知脱节。
现在年轻人承受的生活压力，通常比前辈们要大得多。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信息，中国经济由本世纪初超过百分之十的年增长速度，降到二零二三年的百分之五左右，这表明青年人前景发展的空间在缩小。
此外，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加剧了代际之间的物理和情感距离。
二零二三年，我国城市人口比例已经抵达六成五，众多青年人在都市中独自奋斗，家庭所能给予的经济和情感援助变得比较稀少。
这种孤单无助的状况，让“躺平”变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活法，这反映了对“在大城市购房、达成财务自由”这类不切实际的人生理想的淡漠，反而去寻求更现实和眼前的快乐。
结语
这种状态并非中国年轻一代独有的表现，它更像是全球范围内现代性困境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缩影。在众多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包括那些经济发达的地方，都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群体和观念。
这一情况促使社会重新思考既有的教育、职业和生存方式。部分公司着手尝试更灵活的劳动安排，相关部门着手促进职业训练体系的改良，目的在于更有效地适应市场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