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辉长老强调依法开展宗教事务，对释永信事件作深刻反思

少林寺管理方七月二十七日公布释永信被多个单位联合查办消息后，"释永信"这组字眼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持续发酵，造成佛教领域动荡不安，社会大众对佛教机构及僧侣的批评声浪高涨，令佛门形象受损，佛法实践被当作荒诞剧取笑。我虽已是年逾古稀的出家人，历经沧桑，仍不禁为此感到无比难过。

依照法规处理宗教相关事务是党与政府相关工作的核心准则，期待党与政府能够“以事实为根基，以法律为标尺”，针对释永信相关情况揭示真实情况，并依法进行处置。中国佛教协会迅速响应，全力赞同对释永信的合法处置方案，7月28日依照规定取消了释永信的戒牒资格；8月7日通过官方网站发布了《世间第一称号属于禅而非拳——现代少林寺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使命》，为少林寺澄清事实；同日还在官网发布了《坚持戒律为本促进我国佛教良好延续》的文稿，再次强调“以戒为本”，号召佛教界“敢于直面、认真反思，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展现了全国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的爱国组织与宗教管理机构的责任感。

回顾释永信成为僧侣以来的经历，我也是其中知情者，其中隐情，不论先前多么显赫，都早已预示着释永信必将承受法律与戒律的裁决，这是命中注定的结果。面对这些过往的真相，对所有信徒而言既是借鉴也是提醒，深刻反思，修行路上并非徒劳。

释永信原名刘应成，1965年出生于安徽阜阳颍上；他的父母笃信佛教，家中兄弟姐妹共有五人。因为家境贫寒，少年时期的刘应成很早就辍学，四处游历，希望通过改革开放的机遇来改善生活。1981年，年仅十六岁的刘应成从安徽前往少林寺，凭借机缘巧合，成为了改革开放后少数几个青年僧人中的一员，跟随当时少林寺的方丈行正法师学习武艺和参禅，法号被赐为释永信。依靠行正方丈的托付，释永信在佛门中涉足了诸多事务，承担了诸多任务，承受了诸多磨难，然而他却无法把那些阅历升华为助益修行的契机，反而犯下的过失比寻常僧人更为频繁。

从行正方丈写给释永信的驱逐信件里，能看出这一情况。信中提及释永信私藏经卷，自认方丈之位，且野心日益膨胀。行正方丈的这番话，让我们得知：释永信刚到少林寺落发时，前任住持对他颇为器重，时常让他协助处理寺中事务。此外，在那个时期，少林寺急于执行宗教相关法规，视障的行正住持前往登封县城，不愿支付三毛五分的交通费，清晨便与释永信一同乘坐运送水泥的货车下山；由于是长途出行，出发前就准备了二十多个烙饼，作为途中能量补充；他不愿意住进旅店，常常带着释永信在公共浴池过夜，有时甚至直接睡在火车站的长椅上。那个时期，在北京市中国佛教协会的邻近位置，存在一家公共沐浴场所；在那里洗浴并歇息，费用仅为人民币一元整；释行正每次前往北京时，都会选择投宿于该处；经过数年的持续光顾，沐浴场所的全体服务人员，均与他彼此熟悉了。

1920年的少林寺

后来释永信的想法有了变化，特别是在行正方丈住在洛阳养病的时候，他拉拢了一批人制造事端，对外声称自己地位仅次于方丈，这种想法已经持续好几年了，但行正方丈因为视力不佳，没有及时察觉……回顾当时的状况可以想象，少林寺实施宗教政策刚开始时，寺院里只有十来个和尚，其中一位是眼睛看不见的行正方丈，另一位是卧病在床的名誉方丈德禅法师，还有一位是行动不便的素喜大师，真正年纪轻轻又力强的只有释永信等少数几个年轻和尚，释永信又是方丈释行正的亲传弟子，因此在寺院里的分量自然比较重。

在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赵朴老与中国佛教协会的积极促进和关怀下，少林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迅速得到执行和实现；在那个僧才匮乏的时期，释永信不仅成功在少林寺扎根，还赢得了各方的关注和认可。

行正方丈于1987年圆寂之后，释永信相继设立了少林慈善基金会，组建了少林武僧团，创建了少林书画研究院和中华禅诗研究会，并且发行了《少林禅苑》杂志，这些举措让少林寺迅速声名鹊起。与此同时，释永信多年来为行正方丈奔走于北京相关部门所积累的人脉资源，开始显现出其价值。

释永信经过多次努力和明确表态，中国佛教协会同意他在1999年8月20日于少林寺就任方丈之位；中国佛教协会向朴老申请了释永信的书法作品《禅》作为礼物，同时邀请了当时禅宗领域德高望重的深圳弘法寺九十高龄的本焕老和尚前往少林寺，为释永信的方丈职位举行坐床仪式。当时少林寺行正老方丈关于释永信不适合接任的遗愿依然有效，虽然许多名山长老都到场，我也受邀出席庆典，但现场气氛十分反常。方丈升座本是寺院的重要时刻，理应光明正大、充满喜气。可那天不知为何，本焕老和尚竟直到半夜才到法堂为永信送上法座。实在让人难以想象，释永信在仪仗队护送下进入法堂时，他还没登座就立刻转身返回，情况紧急得本焕老和尚亲自上前，对着话筒呼唤“永信法师请上来”。释永信最终登座，这成为了佛教界我所经历的所有升座仪式中，唯一一个在半夜举行的庆典。无论如何，自从1999年释永信完成这次登座，这便标记着他合法合规正式执掌少林寺的关键时刻。

释永信就位之初，为了对抗旅行社对少林寺景点的整体规划，保护少林寺的实体与非物质财富不受损害的正当权利，曾竭尽全力与之抗争。但后来，受“以宗教为媒介、以经济为手段”的影响，释永信将少林寺打造为形形色色的商业文化与商业计划，在国内国外到处举办活动和表演。释永信通过这些活动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财富，同时也使得宗教的商品化和佛教文化的继承产生了更深的冲突。因此，2017年国家宗教局等十二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其中清晰指出各级党政干部必须严格遵守政策法规的界限，不允许支持或参与“以宗教为幌子、以经济为目的”的行为。然而，释永信并没有因此受到根本性的触动而有所收手。另外在1989至1999年这十年期间，武僧团巡演活动覆盖了三十多个邦国，总共举办了五百多场演出，每场演出的经济效益也从最初的数千美元跃升至十万美元。这些经济收益虽然确保了少林寺建筑物的维护资金，不过与此同时，过度的商业行为致使少林寺慢慢背离了其宗教初衷。

不过，由于少林寺声望持续扩大，加之商业活动不断拓展，质疑声浪也随之高涨。1999年释永信接任寺主之后，一些年长的僧侣就指责他“行为过于热衷，让佛门圣地变得像热闹的市集”，社会上更有不少人批评“少林寺过度追求利益，渐渐忘记了修行者的根本职责”。

少林寺出现的佛教商业化现象，尤其是武僧表演盖过了佛法修行的本意，早已让赵朴老及中国佛教协会深感忧虑。1992年4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居士到访少林寺，在慧可当年求法的“立雪亭”前伫立许久，当场作五言绝句一首：那位勇猛立雪的行者，截断手臂才能求得内心安宁；世人称道的第一人，他代表的是禅理而非拳术。赵朴老阐明，少林寺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其声誉源于禅宗而非武术，禅宗才是关键所在。

释永信与少林寺的经济力量持续增强，声望逐渐扩展至海内外，因此他变得越来越自满，朴老给予的告诫他并未领会，对党和国家以及宗教的热爱也仅停留在言辞上，并未体现在实际行为中。更严重的是，他丧失了僧人的基本原则，不重视作为少林寺住持的职责，个人欲望急剧增长，企图建立不受党和政府约束的个人形象。哪里还能见到修行人提及因果报应，说明初衷动机，阐述怜悯明理，踏实修行的僧人风范？

释永信只是众多少林僧人中的一个，倘若脱离了这座历史悠久的祖庭，他究竟算是什么身份？也有人认为他对少林寺的进步贡献卓著。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在党和国家信教自由方针的推动下，我国佛教文化及寺院经济获得显著进步，汉传佛教寺院经济由无到有，逐步兴盛，寺院总数超过三万处，众多寺院已基本形成符合当代社会需求的运作方式，为佛教事业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当前，汉地佛寺正主动融入当代社会，在场所营造、团体规范、修行风气、教育培养、对外宣讲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等方面均收获显著成效，为促进整体进步贡献了应有力量。因此得益于党与国家的宗教指导原则，释永信不仅担任了少林寺的领袖，又借助少林寺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条件，赚取了丰厚的财富，还做了许多理应完成和不该做的行为，但他忽略了一个道理，忽略了是少林寺造就了释永信。

但他不知恩图报，行为违背出家的本意，如今正面临联合审查，承受了因果循环、善恶有报的后果，这完全是自食其果。从前也穿过僧袍的他，望能认真配合调查，向国家、民众、佛教界及少林寺诚恳认错。我们这些寺院僧众，更应从释永信事件中警醒，吸取沉痛教训。

痛定思痛，作为佛教一份子，我认为当下最要坚持好的：

必须秉持佛教本土化的路径，使其与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共处，彰显佛教的崇高美德及慈悲济世的理念。通过恪守五戒十善来修养自身，运用四摄六度去帮助他人。并非所有修行者都能符合高僧的境界，然而应当诚恳地修习戒律禅定智慧，消除贪欲嗔恨愚痴，尽力塑造自身成为品德高尚者，成为心地纯净者，成为道德完善者，成为摆脱庸俗追求者，成为有益于大众者。确实要将全面严格要求教团，强化个人管理个人约束个人学习的要求贯彻到底，切实提高佛教界的修行水准。

要严明纪律整顿作风，依照法规处理宗教相关事务，制度规范和管理措施必须保证能够执行到位，务必确保有效实施。

多年来，中国佛教协会所订立的管理规范和章程相当详尽，其规范性和约束力十分突出。依据《中国佛教协会汉传寺院管理办法》明确的要求，住持的任职期限最多只能连任两届，且不能超过三届。但是释永信自1999年登座至今已有二十六载光阴，倘若任期届满便准时离任或转岗，也不至于后来过度商业化甚至家族化运作，其违法违规行为更不会持续得不到纠正。